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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五任妻子和子女今何在?三女儿系少将
来源:万博manbetx  发布时间:2019-06-04 17:41  点击次数:

  贺龙一生,中有着许许多多传奇的故事,曾经称赞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成为共和国开国元帅。然而,这位风云将军的几次传奇婚姻和他的子女们,却不大为人所知。

  1910年春,贺龙奉父母之命,与比他大7岁的童养媳徐月姑结婚,并生下长女贺金莲。

  1916年2月,为响应蔡锷反袁护国,拿了两把菜刀揭竿而起,带着二十来个江湖兄弟夺取了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十二支毛瑟枪,组织讨袁队伍,任桑植民军总指挥。拉起了湘西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4月,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9月,改名贺龙。

  1917年9月,在长沙因刺杀谭延闿(未遂)被捕,经中华革命党营救被释放。回湘西老家组织队伍,任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特地派人寻找贺龙的家眷。12月间,终于将贺龙贺金莲接到了上海。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无暇照顾女儿,故而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后来,泰辰里改为中国的一个机关。不久,机关被特务破坏,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最终死于狱中。

  1920年9月,贺龙任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这年,贺龙父亲被土匪截杀,弟弟被蒸死,族里按照桑植风俗,要在丧事期间给贺龙续娶,以期生子,谓之“丧婚”。1920年,贺龙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据说这次结婚,贺龙并未参加,由贺龙未出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大公鸡,与新娘拜了天地。

  贺龙结婚之后,就离开了向元姑,1921年10月,贺龙任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1922年5月,任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第二年六月,任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1924年2月,任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1925年4月,率部由四川经贵州返回湖南,任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兼任澧州镇守使。

  1926年7月,通电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9月,任命员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成为北伐军中着名的将领。12月,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任师长。

  1927年6月,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军长。7月,在武汉首次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紧要关头,各派势力争相拉拢他,蒋介石甚至以江西省主席之职相许。贺龙却不为所动,决心跟走。率部队开赴江西南昌。

  1927年12月间,周恩来派人将贺龙夫人向元姑接到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到桑植,第二年,在家乡病故。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军阀混战的岁月里,贺龙从营长一直提拔到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沣州镇守使。以卖艺为生的胡琴仙,生活艰难。经人介绍,她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成了贺龙的第三任妻子。

  胡琴仙化名王琳和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后来所居地泰辰里改为中国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病逝于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出狱。隐姓埋名,流落上海。后来,她返回贺龙老家桑植。此时,贺氏一门早已被**派赶尽杀绝。胡琴仙不得不返回老家四川。从此和贺龙失去联系。晚年定居成都。

  “文革”中,有人企图利用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蹇先任,1909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零阳镇东街,原名蹇先润,又名林芳、黄代芳。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7年在长沙读书时,积极参加。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马日事变”后,蹇先任与四弟蹇先为因暴露了员的身份,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她们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地转移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来往于津市、澧县、石门等地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时,贺龙在湘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扩红”, 1929年8月,蹇先任在慈利杉木桥便果断地加入了贺龙领导的红军队伍,成为湘鄂西苏区第一位女红军战士。

  不久,红四军成立训练队,安排蹇先任去当专职文化教员。第一批受训的人员全是红军中的连排以上干部和农会主席。在开学典礼上,贺老总强调说:“文化教员蹇先任不是一个新兵,是个经受过锻炼,做了很多工作的革命同志,一个女学生,却是大革命时期人的党,我贺龙是南昌起义中参加的,比蹇教员晚,我要向“任先生。”学习!

  蹇先任知道,贺老总这番话是说给红军基层干部听的,他怕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瞧不起她这个小知识分子。没想到行伍出身的贺老总还这么心细,使蹇先任十分感激。

  过了不久,贺龙找到她说:“蹇教员,我要向你学文化。”蹇先任以为贺龙只是开玩笑,没想到贺龙却满脸认真地接着说:“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学生啵,而且要单独给我讲课。”

  蹇先任知道他是有些放不下架子。怕在别人面前露出自己的弱点,所以就满口答应下来。

  第一次授课时,蹇先任先让贺龙念了一段文字,估计他大约认得五六百个字,便给他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每天教他15个汉字,由于贺龙生性聪明,又十分用心,进步果然很快。

  可是,令蹇先任感到突然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蹇先任乘完凉,刚要回房休息,贺龙却让人来说媒,说他虽然结过婚,但从来不曾恋爱过,自从见到蹇先任,便不知不觉爱上了她。

  蹇先任觉得这件事来得太突然,她毫无思想准备,再说她对贺龙的感情除了尊敬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她对来说媒的人说:“我只是个一般干部,而他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我们彼此之间距离太大,无法共同生活。再说他已经结过婚了,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不久,贺龙当面向蹇先任求婚,又被她婉拒谁知贺龙痴心依然,而且在一次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他向蹇先任公开求婚,并让大家在会上做蹇先任的思想工作。蹇先任抵挡不了这种“攻势”,只好答应了。

  1929年9月,20岁的蹇先任与患难与共、志趣相投的贺龙结为伉俪。1930年,蹇先任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红红。当时正逢贺龙奉令东征,蹇先任带着孩子行军不便,就留在湘西做地下工作。

  可是,红军主力一走,敌人便疯狂地向根据地反扑。在东奔西突中,红红因病饿交加死在妈妈怀中。

  蹇先任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她自己又落入了虎口。敌人对她软硬兼施,可她始终不屈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蹇先任拖着病体逃出了敌人的牢笼,扮成乞丐,沿途乞讨,才好不容易回到慈利老家,寻找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1934年10月,蹇先任终于在大庸境内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队伍,历时整整4个春秋。连她自己也弄不清,走了多少里路,磨破了多少双鞋。她对党对红军矢志不渝的精神受到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仰和钦佩慈利是湘西门户,水陆交通方便。

  1934年12月26日,红二、六军团于攻克了慈利县城。进城后,贺龙带上萧克、关向应等红军将领来到城北的岳父家,妹妹蹇先佛及弟弟蹇先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三妹蹇先佛是父母最喜欢的女儿,自幼聪明活泼。姐姐蹇先任的革命行动对她影响极大,而且她在长沙女子师范读了不少进步书籍,思想倾向革命。

  红军撤走时,18岁的蹇先佛和刚满16岁的小弟蹇先超一起当了红军。先佛因能写得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被分配到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不久,她与红六军团总指挥萧克结为终生革命伴侣。

  蹇先佛发挥自己的长处,每到一处就用红粉浆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回到营房又刻蜡板,常常工作通宵达旦。她口才极好,擅长演讲,在她主持的一次“扩红”动员会后,有20多名青年农民当了红军,创造了红六军团一次“扩红”参军最多的纪录。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大胜仗,蹇先任刚生下一女,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1935年11月,蹇先任毅然带着出生19天的女儿贺捷生,随红二军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女生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1938年,比贺龙小13岁的蹇先任,因与贺龙感情不和,她和贺子珍一样,负气北去苏联,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1940年返回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后与贺龙离婚(为此事,贺捷生始终不能原谅父亲,在文革中曾写大字报批判贺龙)。

  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在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任保卫科长,后任中共围场县委副书记,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计个人得失,以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据理力争,抵制地委的错误决定,保存围场县的有生革命力量。此后,她受冀热察区党委委派,出色地完成四海县建县的重任,担任四海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在土改斗争中,抵制“左”倾路线,受到组织解散、撤职、降职的不公平对待,四海县的土改运动也因之受到严重挫折。这一错误纠正后,1947年她任哈尔滨市区委副书记,沈阳市(中央直辖市)东关区区委书记兼区长,为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她应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要求,任中共常德地委委员,11月任中共慈利县委书记兼县长。1950年3月调武汉市(中央直辖市)工作,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兼武汉市机关党委委员,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任命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她先后担任武汉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办公室主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共武汉市委纪律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4年6月,调中央轻工业部工作,任审干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1956年8月进中央党校学习。1958年2月调任轻工业部干部学校任校长兼总支书记。

  “”中,她受到迫害,被“专政”审查,遣送到江西落户,“九一三”事件后,迁回北京。1978年她重新出来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信访工作中,为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不惧怕阻力和打击。为审理冤假错案,她夜以继日地查阅材料,调查案情,使党内一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同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正部级待遇。2004年7月25日15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可是,红军主力一走,敌人便疯狂地向根据地反扑。在东奔西突中,红红因病饿交加死在妈妈怀中。

  三女贺捷生,1935年11月1日生于红二军团的征战途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贺捷生出生19天,就在妈妈蹇先任的怀中随红二军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1936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被誉为“一岁走完长征的女将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师长,战事繁忙。1938年,蹇先任与贺龙离婚,蹇先任又受组织委派去苏联红军大学学习。贺龙几经考虑,决定将小捷生送回湖南老家桑植,托付给南昌起义时的两位部下秦光远、瞿玉屏,并再三叮嘱:“乱世岁月,祸福难料,如遇不测,捷生可以改姓,但千万不能更名。”

  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使捷生的童年渗透了苦寒。先天就不足的小捷生,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总也发育不起来。

  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她从湘西找回来,当将她带到一直关心她命运的和周恩来面前时,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1955年7月,贺捷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她大学即将毕业时,当时青海省计划筹建18所高校,急需大批人才担负教学工作,贺捷生未和父母商量便果断报了名,被安排在青海民族学院执教。那时人们都不知道她是贺龙的女儿。不久,贺捷生与同校一位天津籍的青年教师结婚,组成了一个小家庭,3个女儿先后出生。贺捷生以平民的生活姿态,在青海度过了苦乐相间的6年青春时光。

  “文革”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身为贺龙长女的贺捷生也在劫难逃。丈夫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随后与她离婚,带着二女儿离开了她。

  贺捷生带着女儿从青海回到北京后,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在贺捷生身处厄境时,贺龙生前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她表达了真挚的情感。这时贺捷生的两位大学同学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去婚姻登记处冒名为贺捷生两口子办了结婚登记手续。

  “文革”中,贺龙等一大批开国元勋成为首先被打倒的对象,贺龙元帅被、“” 。而此时的贺捷生,也在劫难逃,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本来就身体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慢慢跨了,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为了对付严重的甲状腺瘤,医生用手术刀在她的脖子上留下了一条永远也摘不掉的 “项链”。

  贺捷生身体上痛苦有加,而心灵深处的伤痛则更加惨烈:继父亲去世之后,与她相濡以沫的丈夫因与贺龙的女儿结婚而被隔离批斗,由于连续遭受残酷的折磨,被,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每回忆起这位情深似海的爱人,泪水总会充盈贺捷生的双眼。

  秀丽聪慧的二女儿因无人照料……但她顽强地忍着、坚持着,她坚信父亲是无辜的,是清白的,她坚信正义终究将战胜邪恶。

  1970年,贺捷生的二女儿因不堪忍受失去母爱和备受社会歧视的双重痛苦,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贺捷生书房里,笔者见到了二女儿的照片,她在照片里甜甜地笑着,那么天真,那么可爱,然而却成了妈妈心中永远的痛。

  后来在等的关怀下,贺捷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才与大她10多岁的前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结婚。

  老伴也爱舞文弄墨,两个人志趣相投。但岁月终究不饶人,老伴的身体一天天不如以前,现在大部分时间里,贺捷生都是在医院里照顾老伴。有时老伴过意不去,就会执意要她外出走走散散心。贺捷生的身体也有些不适,这样,夫妻二人竟成了医院里的邻居,彼此互相鼓励、互相照顾,他们之间又有了另一种生命的默契。2008年3月9日,李振军还是先她而去,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贺捷生从青海民族学院调回北京之后,先后调入军事科学院、总政治部、武警部队等单位从事研究和宣传工作,发表了多篇回忆贺龙元帅的文章。80年代,她在从事军史研究的同时,又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在《昆仑》、《人民文学》分别发表了《共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的报告》、《祝你一路平安》3部报告文学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1986年起,参与主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历时10多年,这部10卷本、1500万字的军事百科全书陆续出版发行,并获得国家图书最高荣誉奖。在此期间贺捷生先后担任总政编研室主任和《全书》编审室的副主任、主任,负责组织领导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后勤、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技术、军事历史、军事地理等7个门类57个学科共2000余万字、近万幅插图的编审工作。

  1992年7月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从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集中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及文学创作。

  贺捷生育有两个女儿,一个是我国最早的MBA博士后,一个是搞工艺美术的专家,她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扎实地工作着。

  李振军,贺捷生的第三任丈夫。1920年6月5日生于湖南省凤凰县沱江镇,苗族。少年就读县立模范小学(今文昌阁小学),成绩优异,后考入沅澧中学。1937年到达延安,参加了革命队伍,同年2月加入中国。

  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1937年后,曾在延安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工作。后任抗大总校教育干事、党务干事,抗大二分校指导员、宣传教育股股长、大队代教导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晋察冀军区抗大十分校,军区政治部、一分区抗大、一分区三团政治处任指导员、宣传干事、股长、主任教员。1943年调往前方部队任团政治委员、旅政治处主任、军秘书等。

  解放时期,1945年-1964年,先后在晋察冀军区、东北一纵队、第48军团副政治委员、政委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参加了辽沈、锦州、平津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师政治委员,军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政治部主任,兵团干部部副部长,1955年后调广州军区任青年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5军政治部主任,第47军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1970年第47军北调时,留在湖南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省委书记。1978年调回部队,任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并领导传记组。1982年中国人民武警部队成立后,任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副政治委员、第一任专职政治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振军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李振军在书法、诗词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字龙飞凤舞,潇洒流畅;他的诗也明快爽朗,含意深刻,颇具儒将风度。曾兼任《民主与法制》、《中国老年杂志》、《红叶诗刊》、《中国作家协会基金会》、《老区建设委员会委员》等刊和协会顾问。

  薛明,1916年5月12日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胜芳镇(现霸州市胜芳镇)一个商人家庭。她原名王爱真,后改为薛明,因母亲姓薛。

  1936 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担任地下党交通员。1938年参与组织天津流亡同学会,负责天津学联、民先、妇救会的联络工作。1938年夏,奔赴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女大高级班学习、工作。1938年11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第31班学习,担任该班支部组织委员。延安女子大学特别班指导员、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1941年担任中共延安县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薛明和贺龙的恋爱过程几乎是所有夫人的“爱情模板”———领导看中、主动追求,组织撮合,结婚,很多人在婚后成为丈夫的专职秘书。

  当时贺龙42岁,是西北局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薛明22岁,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漂亮女学生。第一次见面,贺龙向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将来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几经组织撮合,薛明一直没动心思。

  不久,彭真上门找薛明:老贺没有时间跟你坐在这西北局窑洞里谈恋爱。他要到前方打仗。我们觉得你两个人可以做夫妻!你有什么问题给我说。

  有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贺龙把薛明拉出来,她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她这么一看,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她当时觉得他很帅。就是这么一瞬间,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他们散步了,还送了,压根就成了嘛! ”。

  1942年“七一”,叶群嫁给;而26岁的天津姑娘、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在“八一”,嫁给了46岁的贺龙。贺龙当时给薛明的定情信物为一把勃朗宁手枪。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曾任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干事、丰城县难民保育院院长、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8年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政治处主任。

  建国后,1950年任西南局妇女联合会常委、福利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处长。1958年任贺龙副主席秘书、办公室主任、军委办公厅党委委员。

  随着“文革”的到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1966年“八·二五”事件中,、叶群、高呼“打倒贺龙”,贺龙被定罪为“阴谋篡军反党”,该年冬由康生亲自展开抓捕。薛明回忆,她同贺龙在周恩来帮助下曾辗转多个住处。次年1月,还是被、康生找到,送到京郊西山一座院落中关押。

  贺龙和薛明被带走的时候,亲生子女们没有一个在身边。在西山的关押所,夫妇两人想孩子,彼此又不敢说。有一天薛明在台阶上发现一封敞着口的信,信是小女儿贺黎明写来的。

  薛明80多岁的时候,还能把这封信背出来:“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现在到船里去劳动了,八级台风他们都不晕船,他们劳动得很好,你们放心吧。”

  关押期间,“”以长达近两个月的缺水折磨贺龙与薛明。贺龙患上了糖尿病,由于每天只供给一壶水,为照顾丈夫,薛明几乎不洗脸、少喝水。雨天时,两人在院里接雨水,相濡以沫。1969年贺龙被以“就诊”之名带走时,他伸手并望着妻子说:“我去住院,那你呢?”薛明回答:“我跟着你。”可她能做的是看着自己的亲人上救护车,车子慢慢开走。贺龙还是被单独带走了,这成了两人最后的对线日贺龙含冤离世,薛明被秘密送到贵州山区继续改造,周恩来派人四处寻找薛的下落,在贵州找到薛明之后,安排相关部门暗中保护。1974年6月,中央为贺龙平反,薛明回到北京。

  在贺龙追悼会上,周恩来连鞠7个躬。1987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之际,《不尽的思念》纪念文集出版,薛明在其中撰文回忆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帮助。

  薛明同志与贺龙同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结合,她随贺龙同志南征北战,协助贺龙同志处理承办了大量的文电等工作,同时又精心照料贺龙同志的日常生活。在“”中,和贺龙同志一起遭受了、“”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她不畏邪恶、刚直不阿,同、“”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个员大义凛然、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

  1978年,薛明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总参政治部顾问、总参政治部党委委员。1988年7月15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薛明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晚年时薛明一度离开公众视线年代曾带领筹建了多所“红军小学”,自己捐款8万。母亲离世后,贺晓明说:“那个时代的精神是,有信仰、有激情、有魄力,老老实实做人,风风火火干事,一心为国为民,从不张扬自己。”贺晓明首次透露,薛明于1996年联合罗荣桓夫人林月琴、王震夫人王季青等老同志,倡议在老少边穷地区建70所希望小学。后国家拨款2100万元建立起这70所希望小学,包括湖北洪湖边的一所,这是贺龙曾战斗过的地方。

  据贺晓明回忆,洪湖的希望小学开学后,学生们装了一瓶洪湖水送来北京:“贺龙爷爷被迫害时经常喝不上水,现在我们给爷爷送水来咯。”顿时,薛明泪眼婆娑。

  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悄然去世。临终前想吃一口猪耳朵都没有。不过总算得到一位知心的终生伴侣,有人说薛明携津门之水,润泽了贺老总这条湘西之龙,此言甚是。2011年8月31日,贺龙最后一任妻子薛明因病逝世,享年95岁。这是中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

  贺鹏飞,1944年9月的一天,延安大雨倾盆,薛明生下了儿子贺鹏飞。闻讯后高兴的打电话向正在外地的贺龙报喜:“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贺龙特别高兴,给孩子取名鹏飞,意在儿子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

  在战争年代,贺龙一家分多聚少。1949年,贺龙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到了重庆,1951年,贺鹏飞入重庆市人民小学读书,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1954年9月,贺龙调北京工作,随家离开重庆上北京,就读北京育才小学,1958年考入北京市四中,195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他毅力坚强,品学兼优,爱好体育运动。1963年9月转入清华附中,1964年7月,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在校期间学习刻苦勤奋,1965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

  “文革”中贺鹏飞作为贺龙之子受到很大冲击。1967年1月,贺鹏飞便与父母是去了联系。在最艰难的时候,贺鹏飞虽身遭“中央文革”通缉,仍责无旁贷的担起哥哥的责任。他和大妹妹晓明将小妹黎明藏到家,两人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工。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采取保护措施,兄妹俩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严重的黄疸型肝炎,无法医治,是陈毅仗义执言,才将他送进了301医院。大病未愈,“中央文革”以所谓“企图外逃”的罪名,将鹏飞、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干部子弟送进少年犯管教所关押审讯了半年多。出来后,黎明被下放到陕北志丹县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甘肃武威汽车修理厂当了工人。

  1971年贺鹏飞兄妹的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流落街头,幸亏贺龙抚养大的侄孙贺兴洲和红二方面军的老通讯员张明才的搭救,才在张明才家安顿下来。他们通过张明才写信给周恩来,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贺鹏飞兄妹终于在北京二里沟新疆办事处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母亲,生者团聚,元帅却已饮恨长逝,母子抱头痛哭。

  1974年,主席亲自作出为贺龙元帅平反的指示后,他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下,贺鹏飞因为学的是机械专业,安排到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后来担任了副科长。他认真学习外贸业务,跟踪了解国际机械制造水平和发展动态,在机械出口工作中,严格把关,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出色地履行了岗位职责。工作期间,认识了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璐,冯璐又在该公司任资料员,他们交往、恋爱,不久便结婚。后来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加加,一个叫贝贝,合起来就是个贺字。

  1977年10月,贺鹏飞参军,到部队工作,先后任总参装备部综合计划处参谋、副处长。他努力挽回被“文革”耽误的宝贵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军事理论,刻苦钻研业务知识,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做好工作。1980年先后到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有到战术。1984年初任总参装备部副部长,同年7月兼任总参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1985年7月任部长。1988年,军委主席对签署命令,授予贺鹏飞少将军衔,当时年仅44岁的贺鹏飞是共和国1000多位少将中最年轻的一位。

  贺鹏飞认真贯彻军委、总部首长的决策指示,着眼全局,突出重点,积极开展新武器装备技术的引进和技术合作,为我军装备建设水平的提高开拓了新的领域。为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改进和加强军援军贸工作的建议和措施,使这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2年11月,调任海军副司令员,分管装备建设工作。他坚决贯彻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海军建设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按照军委、总部的部署,从迎接世界军事技术革命挑战、从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着眼祖国统一大业需要,深谋海军装备建设的全局,缜密思考海军装备发展规律,以全面提高海军综合作战能力为目标,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在认真落实海军装备建设“八五”计划的基础上,组织制定“九五”、“十五”发展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勾画了海军装备跨越式发展的蓝图。每次重大试验任务他都亲临一线组织指挥,确保了装备质量,缩短了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的周期。1997年我舰艇编队出访美洲四国五港期间,他遵照军委指示赴美,具体筹划和组织了编队访美期间的各项活动,严密计划,精心安排,确保了我舰艇编队首次访美成功,扩大了我人民海军的影响,有力地配合了国家的政治外交斗争。

  他到海军工作后,一直兼任海军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像父亲一样热爱体育,关心体育。一批具有海军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在国际国内大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他曾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党的第十五大代表。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他热爱家乡,对家乡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1994年12月,他回家乡参加了贺龙纪念馆奠基仪式。1998年,家乡遭受“7.22”特大洪灾,他非常关心家乡的灾情,积极组织、援助,共捐赠价值30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派专机送往张家界,由海军机关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把物资一一发到灾民手中。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突发心脏病离开人世,年仅55岁。他英年早逝,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对家乡人民都是重大损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英年早逝表示深切哀悼。

  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忙得通宵达旦,深爱丈夫的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凌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

  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

  “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

  “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的,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贺晓明开始读小学,1965年,贺晓明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这段时间,应该说是贺晓明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然而,人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元帅的儿女也不例外。

  1966年,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

  不久,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黏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列”的男女同学。

  “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待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

  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1970年,贺晓明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待分配。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

  “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

  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

  这一年,贺晓明回到北京,安排在外交部工作,后来去了近代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80年入伍,1988年转业到深圳经商,后加入富利公司。

  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如今,贺晓明和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贺晓明给妹妹说:“母亲薛明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所以,母亲还健在的时候,贺晓明和妹妹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

  贺黎明,贺龙第六个孩子。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文革初期她曾到家避难,与之子廖平结为夫妻。贺黎明现任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和大盛国际体育投资集团董事长。

  贺黎明是贺龙的最小女儿,但在“文革中”,遭受的磨难也是深沉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母被关押之后,我们是被跟踪、被监视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时已经不姓贺了,我姓李,叫李红,我姐姐叫李列,我大哥叫吴亮,不能叫贺鹏飞,因为那时贺鹏飞在北京很有名气,我们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大姐贺捷生还在青海,同样因父亲受到冲击,大哥贺鹏飞和二姐贺晓明已经在北京无法待下去了,他俩决定要到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做苦力避难,我是家中最小的,怕我受到欺侮,放心不下,就把我悄悄地送到叔叔家避难,因为有叔叔一家的关怀和庇护,这算我在文革中最好过的一段时间。

  可是没多久,大哥患上了重病,回到北京,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叔叔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哥哥和我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关押审讯就是半年多,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我从少管所出来以后,被赶出北京,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大家都知道我是贺龙的女儿,是来接受监督改造的,还要被批判。一次,我被民兵毒打,我的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现在,贺黎明工作十分忙碌,不仅和姐姐贺晓明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担任了大盛国际体育投资集团董事长,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决定“主要做全**动和健身”工作,还担任了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会长。

  (参考资料: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之《薛明:周恩来与贺龙》;《新世纪》周刊总第467期《最后的元帅夫人》;中国政协新闻网《贺龙和结怨始末》图片除署名外,大多是资料) (杨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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